理解『攻击性』，四大观点解读

根据精神分析师Salman Akhtar在他的《精神分析大辞典》《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中尝试给攻击性（aggression）下一个定义，他认为“攻击性”（aggression）这个词是对一系列情绪的简要、笼统的概括，也就是一种总称。

在精神分析领域，对攻击性的定义至今没有达成一致。

很多类似的词汇都用来指代攻击性，比如“aggression”，“aggressivity”(可翻译成攻击性、攻击力、侵袭力)，aggressiveness(进攻性)，攻击性行为（aggressive behavior），攻击性驱力（aggressive drive），攻击性本能（aggressive instinct）。

这些词汇都在精神分析领域里交替使用。

因此，攻击性(aggression)这个词代表了从驱力（drive）到行为之间的诸多现象。

对攻击性的看法也混合着——从积极自信的一端到恶意破坏的另一端之间——的各种状况。

从广义上来讲，精神分析对攻击性的观点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弗洛伊德的观点

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把攻击性尤其是虐待，看作是性本能的一个失控的组成部分。

它已经变得独立且夸张，并且通过置换，它已经篡夺了主导地位，攻击性升级为一种独立的本能驱力。

弗洛伊德在提出攻击性是性本能的组成部分多年后，改变了对攻击性的看法。

宣称攻击性或攻击性驱力是死亡本能的一种，与他同时提出的生本能共同构成了人生相互对抗的两种主要力量。

第二类：梅兰妮·克莱因与海因茨·哈特曼的分歧

克莱因极力倡导死本能，而哈特曼却对之不屑一顾，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花哨的“生物学推测”。

不过，哈特曼接受了人类具有原始攻击性倾向的观点，从而使得“死本能”的概念得以转化为“攻击性本能”，得到绝大多数经典精神分析师们的认可。

克莱因认为攻击性的唤起和发展是内在心理世界持续存在的特征，通过投射和内摄的机制以及内在客体的形成，导致了长期的焦虑，并影响着内在精神世界的复杂运行过程。

（Harry Guntruip, 《presonality structure and human interaction》p.207）

第三类：英国中间学派和北美自体心理学派的异议

这两个阵营的精神分析师们（包括迈克·巴林特，罗纳德·费尔贝恩，唐纳德·温尼科特以及海因茨·科胡特）要么贬低要么拒绝接受攻击性的本能说，他们认为攻击性起源与个体早年在照顾者那里遭受的挫折。

他们讲攻击性看作是个体的反应，不是原始存在的，是包含着希望的一种现象。

第四类：当代的变革

奥托·肯伯格认为攻击性驱力是从各种令人厌恶的情感综合发展演变而来。

亨利·帕伦斯划分出攻击性的三种倾向：

• 非破坏性的攻击性；

• 非情感破坏性；

• 以及恶意破坏性，是长期遭受挫败的结果。

杰拉德·史蒂勒提出，如果一个孩子的坚持得到的是父母惩罚性的回应，孩子就会表现出消极情感，因而他的坚持会混合着攻击性。当这种混合的情感大量存在时，那么表面上看来，“攻击性驱力”就已经蓄势待发了。

克莱因却认为，那些没有足够的攻击性，那些在遇到阻力时不能坚持自己观点的人是缺乏一种非常有价值的品质的。（《爱·恨与修复》p.4）克莱因认为，自我保存和“爱”的本能如果要去获得满足的话是需要有攻击性在背后推动的。

足够的攻击性才能支撑起的一个人的自信坚持，它是一个人非常可贵的品质；

足够的攻击性才能让一个人保存自我并有能力去爱。

但是在临床上，我们通常会看到的一个现象是，来访似乎总是更容易聚焦于攻击性的破坏性的一面，但往往忽视了攻击性带来的建设性的一面。

或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希望能摒除攻击性的消极部分，只保留它的积极作用；

甚至有些来访者从来不认为攻击性会和积极的情感或需求，也就是和爱的能力联系在一起。

案例

L（代指本案例中的来访，文章涉及本人的部分已做隐私保护处理，并已征得本人同意）常常感到无法向身边的人，比如同事、朋友真实的表达不满。

在对方做了令其生气的事情时，L感到愤怒，但因担心破坏关系常常使用反向形成的防御机制，即明明自己很生气，并且是对方的错，L却非常客气的向对方道歉，请求对方的原谅。事后L会相当后悔并懊恼。

对于最最亲近的家人，比如父母，L又发现从父母对自己的情绪的反应来看，似乎自己的攻击性太过于强烈。

L虽已成年，但对父母仍然有着强烈的依赖，表现在工作、生活、人际各个方面但凡有处理不了的事情、拿不定主意的事情，都会向父母求救。

父母多次在L一再的纠结追问之下，又无法给出一个令L满意的建议，这时L通常会和父母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指责父母没有养育好自己。

年迈的父母对L的困境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极大的挫败了L，激起了P对父母强烈的不满和恨的情感。

在那一刻，L会表现出明显的破坏性、攻击性冲动。

当情绪的风暴过去，L逐渐冷静下来，回归平静，感到非常懊悔、内疚和自责，同时还有对父母的深深失望和自己未来该怎么办的迷茫。

“…破坏性的幻想伴随着挫折和它所引起的恨的情感。”… ...“这些破坏性的幻想，相当于死亡欲望，有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婴儿觉得他在幻想中所渴望的真的发生了；

也就是说，他觉得他真的已经毁坏了他的破坏性冲动所指向的客体，而且还要继续毁坏它….”

（克莱因《爱·恨与修复》p.54）

L觉得，父母在面对自己的攻击性时，是不堪一击的。父母的下跪、哭求L不要再闹，母亲转而投射性的指责L的父亲时，L觉得ta看到了被自己攻击到崩溃的双亲。

不论在L的幻想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L的攻击性都摧毁了客体（父母）。

L在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中是感到处于被动和劣势的一方。

L不敢表达对领导的不满，即使遭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和评价，仍然竭尽所能寻找自己做的不足够的地方，希望能通过改善自己让对方更为满意。

L在和同事以及朋友的关系中，深感不安全，常常担心自己不小心流露的攻击性（在L看来，这些包括了对对方的怠慢、抱怨、不满、失望等等负面感受）会被对方察觉，从而断绝和自己的关系。

同时，L因为青春期经历的很长一段时期的同辈关系的紧张。

长时间感到被排斥、被嫌恶导致孤独、隔绝，因而深怕再次重蹈覆辙。

L对那段黑暗时期的理解是，因为自己自私，不懂得收敛自己的攻击性，从而导致了同辈拒绝与自己为友，纷纷离自己而去，因此在当下的关系中总是小心翼翼，唯唯诺诺。

这样的关系L是不满意的，同时也是觉得不公平的。

对L而言，展露攻击性的结果是极具惩罚性质的——直接导致关系的破裂。

L在现今的关系中的小心翼翼，一方面是对自己攻击性的防御，一方面是努力避免幻想中攻击性会带给自己的惩罚——即客体会抛弃自己、离自己而去（消失）。

L会再次经历丧失爱的客体、丧失客体的爱、丧失和客体的关系，三重重大丧失。

在L的经验中，关系是脆弱的，ta的攻击性足以摧毁它。并且L一直难以重新建立起对客体的信任。

在治疗的过程中，这体现在了L与治疗师的治疗关系当中。

为了回避自己的攻击性，避免幻想中被治疗师惩罚或抛弃，L会将对治疗师的不满和愤怒投射给治疗师，时常质疑治疗师是否对ta有不满，或担心是否因为自己说错了话而使得治疗师怪罪于自己。

在L对治疗师的移情中，L将治疗师移情为一个脆弱的、惩罚性的、报复性的坏客体。难以信任治疗师对L的理解和包容。

对L来说经历了两个心理过程：

1、从孩子到成人的过程中要经历对父母的去理想化，但L对父母的失望是暴击式的，断崖式的跌落，而不是自然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2、L对父母的崩溃的理解和解释是自己导致的（并得出结论即有攻击性是不好的）。实际上这是L对父母去理想化的最后一层防御。如果是自己的错，也就意味着父母不那么糟。

L和父母之间有着多年类似的互动，L歇斯底里，父母哭求下跪，因此L对情绪崩溃有着深刻的理解。

以下是ta的原话：

1、情绪的坍塌

2、反常的行为

3、不能正常应对学习、生活

4、行为失控

这些都意味着一个人从情绪到行为全面的崩溃。

L在这个层面的理解其实还会带来另一个可能性，母亲在L的攻击下表现出的虚弱，同时证明了这段关系的脆弱和L的攻击性足够具有破坏性和伤害性。

这样的归因让L痛苦的深陷于认为自己是坏的，父母是无辜的，从而L对自己的攻击性也深感内疚和自责。

因此，谈论攻击性就必然不得不同时涉及另一个相关的心理学议题，即内疚感。

克莱因认为，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觉察到了对所爱的人的恨的冲动，我们会感到担忧和内疚。

（克莱因《爱·恨与修复》p.55）

我们如果感到伤害了我们爱的人，我们会心生内疚。

为了缓解内疚感，我们会幻想惩罚的降临。被抛弃无疑是最最可怕的惩罚和报复。

L对报复有着近乎偏执的恐惧。

潜意识中，L害怕自己的攻击性会招致他人对自己的报复。

肯伯格认为，对报复的偏执的恐惧通常是由强烈的恨意造成的。

(Otto F. Kernberg,《aggressivity, marcissism,and self-destructiveness in the ps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p.33)

这种被惩罚和被报复的幻想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L对自己强烈内疚感的防御，幻想中的惩罚减轻了内疚感。

“如果婴儿在他的攻击性的幻想中通过咬碎和撕碎他的母亲而伤害了她，他可能很快会建构幻想把这些碎片放在一起并修复她。但这并不会打消他曾经毁灭客体的恐惧….这个客体是他最爱和最需要的人，也是他完全依赖的对象。”

（克莱因《爱·恨与修复》p.54-55）

在幻想层面对被攻击的客体的修复，既代表着对坏客体的整合，也意味着与自己的恨的和解。

费尔贝恩（1954）和科胡特（1971）将攻击性理解为因为对爱的需要受到挫折而产生的情感。

肯伯格则认为爱和恨的能力都是天生的，都需要环境（主要指客体）来激活以及促进这两种能力的发展。

（Otto F. Kernberg, 《aggressivity, marcissism,and self-destructiveness in the ps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p.29）

在更高级的发展水平上，个体的愿望不再是毁灭客体，而变成了想折磨客体。比这个水平更高级的发展水平上，个体的愿望又从折磨客体变成了想要主导和控制坏客体以回避被坏客体迫害的恐惧。

最后，攻击性反应的一些方面得以升华，变成了寻求自主性和自我肯定，寻求不受制于外在环境的限制的自由。

（Otto F. Kernberg,《aggressivity, marcissism,and self-destructiveness in the ps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p.33）

从肯伯格对攻击性在不同心理功能发展水平上的特征表现来看，随着心理水平的发展，个体的功能越来越完善，则攻击性会朝着升华的方向发展，最终使个体从破坏性的一端转向追求独立、自由、自我发展的积极的一端。

需要澄清和梳理的是，攻击性永远具有两面性。

一面是破坏、伤害、毁灭，它更多的与恨有关；

另一面是进取、动力、坚持，它更多的与爱有关。

对于我们爱的客体和关系，我们希望尽可能控制我们的攻击性具有破坏性的一面，最大程度的利用攻击性建设性的一面。

攻击性最为基本的积极的功能就是保护我们免受伤害，得以存活下来。

在人际关系中，适当的表达攻击性也能教会对方了解我们的底线，从而保持自己的人际边界和权益不会轻易受到挑战。

当然，如果在治疗的过程中，病人的攻击性逐渐呈现出这样的发展变化趋势，其实也意味着治疗是成功的。

病人最终能够使用自己的攻击性，追求自我理想，回到社会，适应社会生活。

参考文献：
Salman Akhtar，《comprehensive dictionary of psychoanalysis》

Otto F. Kernberg,《aggressivity, marcissism,and self-destructiveness in the psycho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

梅兰妮·克莱因,《爱·恨与修复》

Harry Guntruip, 《presonality structure and human interaction》

Freud,《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Freud,《On narcissism》

文：王晓彦

责任编辑：殷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