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病”这个标签，和病本身一样可怕

清爽心理

认证作家

文：雷斯林

来源：为你写一个故事(ID：raistlin2017)

《奇葩大会》是我在追的为数不多的综艺，上一期中那个叫刘可乐的姑娘的演说触动了我。一向毒舌的偶像高晓松都给出了“本季目前为止最好的演讲”这样一个评价。

虽然刘可乐一开始就说拒绝标签，但我一开始被她所触动，确实是她在这个舞台上“前躁郁症患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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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躁郁症？学名叫双向情感障碍。就如同可乐自己所说，“抑郁的时候每天都想自杀，狂躁的时候感觉自己站在世界之巅。”

第一次了解到这样一个群体是余文乐、曾志伟主演的电影《一念无明》。电影中患有躁郁症的阿东（余文乐饰）在腿脚不便又性格乖张的妈妈（金燕玲饰）的咒骂声中将妈妈误杀，被判入住青山医院。

在这部电影中编剧和导演努力地还原一个双相障碍患者可能存在的诱因——遗传基因、环境压迫、心理因素等，但电影中更多的笔墨着落在这位躁郁症患者试图重投社会的种种遭遇：

企业的不接纳，身边朋友的歧视，邻居的落井下石，家人费尽心力的无法理解，连父亲都在枕头底下藏着锤子防备他。

疾病本身就已经足够痛苦，但可悲的是，一个人一旦患了某种疾病，还要被贴上某种标签，正如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所提及，在社会成见中，许多的癌症患者常常被视为生活中的失败者，当人们面对或背对患者窃窃私语时，患者会反复问：“为什么是我”？

生理方面的疾病尚且如此，而精神方面的疾病，群体的歧视和排斥则会成为患者在康复过程中更难克服的障碍。

蔡康永在可乐演讲后也曾这样感慨，疾病尤其是精神方面的疾病被“过度放大，过度界定了范围，“病”成了病本身之外更需要患者去抗争的。”这是现在每一个患者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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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在演讲中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躁郁症是社会贴在你身上的一个标签，如果你接受了那个标签就恰恰忽略了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我一直都很抗拒别人给我贴标签，无论是文艺青年、小清新还是愤青。因为当我们被贴上某种标签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要担下这个标签所隐含的种种形象，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本心。

但更多的时候，很多人总习惯向外去寻找存在的对照系，却忽略了生命的原点就在自己身上。

我们总喜欢问别人生活的意义，却忘了活着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

很多人从《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这部电影中感慨于松子一生对爱的追求，但松子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这应该也是共识了。她一生都在追求男性的爱和认同，并试图以此获得某种自我价值。有人羡慕她的勇敢，但她的这种追求却已经近乎是迎合和讨好，招来的往往是渣男，而非真爱。

其实我身边也有很多渣男体质的女生朋友。她们能深情地投入每一段感情中，为了男生甘愿放弃自己的学业、事业，甘愿洗手煮羹汤，爱得无私伟大光芒熠熠。一开始我以为她对那个男生用情至深，但在他们分手之后，往往又能几乎没有空窗期的开始下一段感情，并且依旧能够如此全神贯注地投入。

她们爱的不是那个人，而是爱情这件事。

她们渴望从异性那里得到爱，以填满自己空荡的内心。

但异性的爱从来不能完成自我的救赎。

试图在外界获取到爱和满足感，而从不正视自己、把自己内在的满足和喜悦放在第一位，松子只是这类女生中的一小员。

很多女生如松子一般，一生的悲剧在于总想要去取悦别人，却忘了爱自己。

要知道所有的爱的前提都是自我，尤其是在爱情中。

先爱自己，才能爱别人。

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靠新建一段关系解决一切问题都是妄图。

比如，希望于通过结婚远离孤独。

但孤独是终身相随，且无人幸免，寄希望于他人只会成为另一个松子，十二根软肋，却没有一片盔甲。

松子死去之前在墙上写下“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很多人被打动了，而这句话其实是出自日本作家太宰治。

太宰治和松子又是何其之像，在他自传式文学《人间失格》中叶藏（书中主角）在小的时候发现，自己佯装一个“蠢货”的时候，貌似会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与喜欢。于是他便走上了耍宝搞笑的道路。他以扮丑来博取他人的爱，可他终其一生都不会爱，因为他从来没有对自己袒露过自己的真实想法。

可乐说，“追求意义本身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活着本身又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情，所以活着本身就是意义本身呐。”

生而为人就是生的意义，为什么要为没有达到别人的期待、获得别人的赞赏而感觉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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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乐最击中我的，不仅是她对自己生命的珍惜，饱含热情地去感受生命最本初的美好，更是她从躁郁症中走出来之后，再通过自己去给仍陷在其中的朋友反馈出爱、信任和支持。

她说“哪怕我能使一颗心免于破碎，我这一生就没有白活”。

以此为信条的人该有多善良，她会在网上做树洞，会一元出租自己，会在精力不够之后上《奇葩大会》，用自己的故事去改变更多人的想法，用自己的生命力为躁郁症这个疾病去标签化。

善良且纯粹。

然而她所要对抗的不仅仅是别人对自己的不理解，更是我们周边的环境对躁郁症这种疾病的不理解。

可乐是幸运的，在她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她拥有很多人的爱，拥有他人的理解。

但《一念无明》中的阿东就没有如此幸运。阿东所遇到的是那些友人婚礼上对他窃窃私语的嘉宾、超市中狂吃巧克力抑制躁郁症发作时却忙着录像的路人、互联网上人肉搜索的看客、大楼里拉着孩子阻止他跟阿东聊天的邻居……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上对双相情感障碍（躁郁症）的看法如何？”

里面有很多患者的回答：

原来阿东的遭遇才是躁郁症患者所普遍承受的。

亲人都不理解，更何况是周遭环境呢？

看到像阿东这样的人，很多人只是站在远处默默地看，说些不负责任的谣言，对不理解的事情全盘否定，对其充满敌意。

我们是不是曾经也在不经意间成为他们：拍摄者、取笑者、避之不及的行人、驱赶他们的邻居。

在福柯的名著《古典时代疯狂史》中，他有这样的论断：对于“癫狂”的判定在很多情况下是占有话语权力的多数人群体对于少数人群体的压制。也许需要检讨、自省、忏悔甚至被治疗的的很可能不是被孤立的那些患者，而是不但未能施之以援手反而冷眼漠视“落井下石”的大多数人。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期间，很多人每天在网上吐槽奇葩的亲戚，因为处于长辈地位的他们不允许别人是不同于自己常识的，不允许你不愿意当教师、不考公务员、不结婚，因为这有悖于他们所有的价值观。但吐槽完之后，我们转身又开始在网上去抨击对于某个事件的不同观点持有者，比如很多群体性事件中，一旦有人的关注点不是抨击记者，处于大多数群体地位的人就会不管不顾轮番来说“你是记者同党”，“你吃人血馒头”，似乎正义感十足。

村上春树说，“在高墙与鸡蛋面前，我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很多人一方面赞同村上春树“鸡蛋”与墙面的理论，但当真正出现“鸡蛋”时，却只想着抠开鸡蛋壳的缝。

他们不允许不同于自己的存在。

在《一念无明》影片的最后说“情绪病治疗是个长期斗争，治疗创伤的心灵不但需要合适的治疗，社区支援，还需要大众去除负面标签，给予谅解及支持，用同理心去感受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