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 | 社会支持、基因和心理弹性

王翼

认证作家/直播主播

走出创伤

大多数人可以从创伤中恢复过来，但是有些人却始终无法走出创伤的阴影。科学家们正在试图找出这其中的个体差异。

1986年1月一个寒冷的晚上, Elizabeth Ebaugh携带一袋杂货穿过华盛顿市郊购物中心静谧的停车场。她打开车门把袋子扔到空座位上。但是当她试图把车门关上,她发现一位蓬头垢面的男人拿了一把很大的刀威胁她移到副驾驶边然后控制了方向盘。

男人沿着乡村道路漫无目的地开车,愤怒的诉说着女友的不忠和他在监狱度过的日子。Ebaugh，当时是一位30岁的心理治疗师, 试图用她的技能让男人平静下来并和他协商如何获取自由。但经过几个小时，过了几个停靠站后,他带她去到一个旅馆,看完色情电影后，强奸了她。然后,他强迫她回到车上。

她恳求男人放走自己，男人说他会的。在凌晨2点左右，男人把车停在一座桥上，叫她出去，Ebaugh以为她自由了，然后他示意她往下跳。Ebaugh回忆，由于极度的恐惧和疲惫，她晕倒了。

Ebaugh在自由落体中醒来。男人将其手脚捆绑把她从四层高的大桥上的扔下。当她碰到冰冷的水,她转身开始挣扎。“在那个时刻，我觉得我一定能够逃脱”她说。

很少有人会经历像Ebaugh那一夜所遭遇的那么可怕的心理和生理虐待。

但极端的应激性事件也时有发生。在美国，大约有50-60％会在生活中经历创伤事件，例如经历军事战争,遭受攻击,严重的交通事故或自然灾害。

急性应激引发强烈的生理反应并使大脑回路中应激事件与恐惧情绪之间建立关系。如果这种关联残留超过一个月，大约有8 ％这样的创伤受害者，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 ）。诊断的三个主要标准是：反复出现与创伤有关的可怕的记忆，回避与此记忆相关的刺激以及高度警觉的状态。

Ebaugh在遭受攻击，经历上述症状的几个月后被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但在朋友,心理学家帮助下，她恢复了。大约五年后,她不再符合疾病的标准。她开办自己的私人诊所，结了婚，并有了一个儿子。

约三分之二诊断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最终恢复。“实际上绝大多数人面对可怕的压力和创伤，做的很好 ”，罗伯特Ursano ，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统一服务大学的创伤应激的健康科学研究中心主任说。Ursano和其他研究人员想知道人们潜藏的精神力量是什么，“怎样理解人类精神的恢复能力？”

自1970年代以来，科学家们已经了解到一些社会心理因素，如强大的社会支持，直面恐惧以及一个乐观的积极态度——帮助人们走出创伤。但是今天，科学家在这一领域正在寻找所涉及的生理因素。

有些人发现特定的基因会影响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

其他组织正在研究在康复过程中身体和大脑的变化以及为什么心理干预并不总是奏效。人们希望这项研究可以提高患者的康复能力。

自然反应

尽管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在她遭受攻击时，Ebaugh脑海里发生了什么,但科学家已经对她的身体在当时发生了什么有一些研究。

当Ebaugh看见施暴者手持大刀时,她的大脑的脑垂体发出信号，在肾脏上部肾上腺释放应激激素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导致脉搏加快，血压上升和出汗。感觉会变得敏锐、神经回路会形成对恐惧事件强烈的记忆。

所以，如果她在未来遇到这种威胁，她会记得与之相关的恐怖回忆。

创伤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在绑架后的第一周, Ebaugh说“我感觉自己就像不得不被时刻保护的新生的婴儿”， “或者至少是有人一直陪着我”。

她不断地颤抖着，而且很容易被惊吓到，感觉到的只有恐惧。她甚至不能去附近的杂货店。

几乎每一个创伤受害者在某种程度上都会经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很多被诊断为这种疾病的人还患有严重抑郁症,物质滥用问题或自杀的念头。创伤后应激障碍会带来可怕的代价。从2005年到2009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士兵部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自杀率几乎翻了一番。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研究人员利用各种脑成像技术窥探创伤受害者的大脑内部结构。

这些研究报告显示，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大脑的两个对压力敏感的区域萎缩：海马萎缩（一个对记忆非常重要的边缘系统的深层区域），前扣带回皮层（ACC）萎缩，前额叶皮层的一部分，这部分功能主要涉及推理和决策。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MRI）技术，追踪在大脑的血流量，显示，当PTSD的患者回想起创伤，患者往往有一个不够活跃的前额叶皮层和过于活跃的杏仁核，杏仁核主要和厌恶、恐惧情绪有关。

有些人遇到创伤，但不会发展出PTSD ，这些人显示出在前额皮层更活跃。克里莱斯勒在August1,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神经学家乔治亚和他的同事们发现，这些个体大脑在ACC和海马之间有更强的连接。

这表明，心理弹性取决于在大脑皮层的“理性回路”和边缘系统的“情绪回路”之间的通信。

“就好像[心理弹性强的人]对创伤事件有更理性的认知方式，”丹尼斯•查尼，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对强奸受害者, 士兵和其他创伤的幸存者进行了数次的脑成像研究。

社会支持

她被绑架后，Ebaugh开始看心理医生和其他辅助的医技人员。但更重要的是,她认为她的恢复来自他人的关心—从她逃脱的那一刻开始

Ebaugh缓缓的爬到河岸后,一名卡车司机发现了她,带她去附近的便利店并买了一杯热茶。她说，当警察赶到时，是充满同情和耐心的。在医院的医生，对她就像对自己的女儿。一个亲密的朋友陪护她一段时间。她的家人也提供安慰和情感上的支持。“第一个月，我几乎要告诉人们不要来了，因为我被身边的朋友包围”她说。

有多种创伤的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创伤后应激障碍以及其他心理问题可以建立一个强大的缓冲区。

詹姆斯•科恩，一位在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大学的心理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实验，被试躺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扫描仪，看到屏幕上的“威胁的刺激”。他们被告知，在4到10秒之后，他们的脚踝可能会接收到轻微电击。刺激触发感官觉醒，激活与恐惧和焦虑相关的脑区，但是当被试抓住丈夫或朋友的手时，这些反应却减弱了。

社会交往是复杂的。涉及到众多的大脑回路和化学物质。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为什么社会支持可以减轻症状。被他人触摸可以刺激身体阿片类物质的释放,如大脑中内啡肽带来欣快感等。ACC是挤满了阿片受体，这表明触摸可能会影响其对压力的反应。

其他因素例如“催产素”,在与人交流过程中能够促进信任和减少焦虑感。

在一个脑成像研究显示,被试接受催产素或安慰剂的鼻腔喷雾剂后，给被试呈现恐怖的图像。

那些接受催产素鼻腔喷雾的患者显示出降低杏仁核活动水平和减弱杏仁核和脑干之间的连接，能够控制一些应激反应,如心跳。

催产素的升高，类似内啡肽效应,有助于减少压力反应。

过去的社会交往也可能影响一个人如何应对创伤。

长期忽视和虐待毫无疑问会导致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和增加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然而,莱斯勒指出,一个公认的但知之甚少的影响因素：“压力接种”。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啮齿类动物和猴子，如果他们经历诸如如休克或在婴儿早期与他们的母亲的短暂分离等压力事件，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富心理弹性。

Ebaugh说，早年挫折经历 – 通过克服困难反而使她获得了信心 - 帮她从创伤中恢复。

她出生时，她的脚有先天跛脚。在十岁时,她接受了膝盖手术，紧随其后的是一年的密集的康复。“受到伤害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不得不付出行动让自己再次坚强起来，”她说。“面对创伤就像练习肌肉，会越练越强。 ”

心理弹性的本质

虽然和大多数人一样， Ebaugh 能从创伤中恢复，另一些人却无法做到。一些科学家正在寻找解释表观基因组这样的差异--关于基因组的开启（见第171页）。其他研究人员一直在关注基因本身。举个例子来说， FKBP5 ，参与大脑的荷尔蒙反馈循环驱动压力反应。在2008年，雷斯勒和他的同事发现，在低收入，居住在市中心的那些一直遭受身体或性虐待的儿童，环境的因素会影响基因FKBP5，使这些儿童在成年更易发展出PTSD。

经常被谈及的有关心理弹性的生物标记物是神经肽Y(NPY)，在应激的状况下大脑会释放的一种激素。不同于其他压力激素—使身体处于高度警觉状态, NPY在大脑中作用于大脑受体的几个部分 - 包括杏仁核，前额叶皮层、海马和脑干—帮助阻断警觉状态。“就心理弹性而言,这些刹车系统是最关键的,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学的神经学家 Renu Sah说。

对NPY和心理弹性的研究始于2000年,部分原因是一项针对美国陆军士兵生存课程旨在模拟处于战俘状态，如食物和睡眠剥夺、隔离和激烈的审问的条件下士兵的健康进行研究。审讯后数小时内，血液中NPY水平上升的士兵体验到更少的焦虑。经过心理弹性训练的特种部队士兵的NPY水平要明显高于普通的士兵。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进行动物实验来研究NPY是如何工作的。

在一项实验中，印第安那波利斯的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的一个实验团队将一只白鼠限制在空间十分局促的塑胶袋30分钟，然后将其释放到另一个装有大鼠的盒子。密闭空间使小白鼠焦虑，它避免与其他大鼠互动。但是，当给小白鼠注射NPY后开始与笼子里的伙伴互动，就好像之前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项工作可能给PTSD患者治疗提供思路。查尼的研究小组在西奈山正在开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人的二期临床试验NPY喷鼻剂。其他人则致力于研究能穿过血脑屏障，阻断某些控制神经肽NPY释放的受体。

冲突解决

美国军方正在进行一项研究有关心理弹性的生物标志。自2008年以来士兵自杀率飙升-美国军队与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和一些学术机构展开合作。该项目包括针对160万名士兵去回顾士兵入伍前的医疗信息和入伍记录，希望能够对自杀，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其他精神健康问题进行早期预警。 STARRS科学家们对数以万计的现役士兵收集数据 - 如血液样本，病史和认知测试的结果。

Ebaugh，现在专门研究治疗创伤受害者，认同以药物为基础的治疗可以帮助恢复。不过，有些人可能在其他地方找到解脱。宗教活动 - 尤其是那些强调利他主义，鼓励寻找发现人生的目标的方式，可以帮助创伤受害者克服创伤后应激障碍。 Ebaugh说，她也会用瑜伽，冥想，自然疗法和针灸来缓解症状。

如今，她在她被绑架的广场买杂货，她开车驶过她被扔下的桥梁就像任何其他的道路一样平静。她说她已经原谅了绑架她的人。当她回忆施暴者的所为,不再感到愤怒、悲伤或恐惧。“在这一点上根本不觉得它会影响我的生活, 至少不会以消极的方式”她说。“从积极的角度看,创伤是良师益友。”